宋明儒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，后又被称为“新儒学”。相对于先秦开创期的儒学，宋明儒学的基本性格是什么，又何以谓之“新”，它对儒学的发展理路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哪里，而此600年中诸家诸派的学术个性及其与第一期儒学的承续关系又是怎样？如此等等，都是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大问题，也是研究宋明儒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。当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在代表作《心体与性体》中，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睿见卓识，在以上诸方面都有精当的判释与论述，并在研究形态与研究方法上树立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新典范，而这本煌煌一百多万字的巨著，亦被视为研究中国哲学、宋明儒学的经典之作。
宋明儒学所讲者乃“性理之学”，也就是“心性之学”。此“心性之学”，又叫“内圣之学”。“内圣”者，即“内而在于个人自己，则自觉地圣贤工夫（作道德实践）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”（《心体与性体》页4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）。也就是说，此“心”非形而下的肉团心、思辨心，“性”也非所谓“食色性也”之性，而是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之先天根据——道德创造之性能，是究竟义，是最高义，故曰“心体”与“性体”。
牟先生认为，心性之学，乃传统儒学的精髓与核心，是宋儒、明儒讲学的中点与重点，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。对此，牟先生用现代哲学的概念“道德形上学”来为儒学的基本性格定位。在《心体与性体》中，牟先生即以此中心，对宋明儒学予以哲学化、系统化的梳理与诠解，同时衡论会通中西哲学，以“明道、象山等所代表之一大系为根据来融摄康德，并藉康德之辩解以显自律道德实义，并进而展示其所涵之全部理境，即道德的形上学之究极完成”（同上，页97），从而构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哲学体系。而此道德形上学的建构与定位，被学术界视为当代新儒学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，也是一哲学创造的贡献。
而从学术史研究言，《心体与性体》也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。一、本书首先从内在意义上确定了宋明新儒学相比与先秦儒学之“新”之所在，而揭示了此期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。二、通过对文献与义理的结合考察，为二程思想作出简别，并对《二程全书》中浑沦之二程语录，予以梳理、分类。三、突破了长期以来宋明理学研究中程朱与陆王两系说，提出宋明儒学分为由周、张、程（明道）而下传的胡（五峰）刘（蕺山）一系、陆王一系与程（伊川）朱一系的三系说，并揭示了各系之学术渊源与学术个性。
根据牟先生的研究，宋明儒的主要课题，是“将《论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易传》通而一之”，以“豁醒先秦儒家之‘成德之教’”，“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之超越的根据”，此“根据”即“吾人之性体”，又通“於穆不已”之天命的实体而为一，“由之以开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，以洞澈宇宙生化之不息”，“而以圣者仁心无外之‘天地气象’以证实之”（同上，页32）。牟先生认为，“本体、宇宙论的立体直贯之创生型或扩充型乃是先秦儒家言天道性命、言心性之本然”（同上，页488）；而北宋诸子如周、张、程（明道）等皆“克就此义而言天道性命，言心性”（同上），由此往下，胡、刘、陆、王也“皆是继承此直贯型而立言”（同上）。这个方向理路展现了儒家的“圆教模型”之性格，所以牟先生判综贯系统为宋明儒学之大宗，亦是先秦儒学之正宗。而程朱系本《大学》之义，讲至善之道“是就应物之‘事’上说”，至于此道“究往何处落，则不能定”（同上，页15），即对内圣之学的义理方向不能确定，遂于“先秦儒学原有之义有基本上之转向”（同上，页16），转成另一系统。此系统“显非先秦儒家所发展成之内圣成德之学”（同上，页489），故“虽有工夫方面有辅助之作用，可为原有者之所允许”（同上，页16），有其殊胜价值与崇高性，但“就儒家言，此固不得为正宗也”（同上），毕竟是处于旁枝辅助之地位，故判之曰为“别子为宗”，此判释为牟先生所独创。
现代以来，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，往往会出现这几方面的不足：或是由于对文献材料把握的不够，而流于空疏、贫乏；或缺乏通脱的了解，对义理内蕴无法透入；或局限于教条，而格格不入，作门外谈。而牟先生认为，研究，首先要有知识的了解，即是全面把握相关的材料（文献），并对有关的概念、界说，能“义义厘定而确定之”（同上，序），但此仍仅是第一层次的研究工作，只是一种狭义的学术。如欲进一步通观全局而得其脉络，窥其内蕴，摄其精神，则需再上升到理性的了解，即“会而通之，得其系统之原委”（同上），惟有此，方能对研究的对象有真正“客观的了解”。如再能以个人的生命去体悟、去证解，相应相契，而成就一种生命的学问，得大智慧、大受用，此也即是儒家所谓的“为己之学”，乃学问的最高境界。可以说，牟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，即树立了这样一个典范。对此，读者如能平心静气地认真研读这部学术名著，想必会有真切的感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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